在泰國的節基王朝歷史上，拉瑪四世是引領暹邏邁向現代化的重要君王之一。他的智慧與遠見，使泰國在十九世紀現代化衝擊的浪潮中，避免淪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。其中一項具體措施，便是聘請西方教師進入暹邏宮廷教學，從教育制度著手，逐步推動改革，並因此獲得西方國家的尊重。

拉瑪四世經由暹邏駐新加坡領事陳金鐘推薦，僱用英國教師安娜．李奧諾文斯（Anna Leonowens，1831—1915）前往曼谷宮廷，教授王子與妃嬪英語及西方知識，為日後拉瑪五世時期的改革奠定基礎。安娜．李奧諾文斯在拉瑪四世與拉瑪五世統治期間，確實有其影響與貢獻；然而，若放在歷史的長河之中，她原本應只是一則普通的「冷知識」。但正是這位英國女教師，在離任後，為她的前雇主拉瑪四世，帶來了一個揚名國際、且歷久不衰的巨大意外。

從《一個英國女教師》到《國王與我》

1867 年，安娜．李奧諾文斯因健康問題返回英國養病，原本在曼谷皇宮中教學並兼任拉瑪四世英文祕書的工作，暫時中止。就在她仍留在英國期間，拉瑪四世前往泰南觀測日蝕，與朱拉隆功王子一同感染瘧疾，返抵曼谷後病情加重，並於 1868 年 10 月 1 日、六十四歲生日當天安詳辭世。

當時朱拉隆功年紀尚幼，且自身亦染病，國政由攝政王代為處理，因此並未召回安娜．李奧諾文斯。雖然安娜曾嘗試協商返回曼谷續任教師職務，但不知何故，皇室內廷最終決定不再續聘。

安娜．李奧諾文斯遂正式結束她在曼谷皇宮的教學任務（1862—1867）。1869 年，她前往美國紐約市，在西紐布萊頓（West New Brighton）開設女子學校。期間，她多次投稿於波士頓的《大西洋月刊》（The Atlantic Monthly），書寫自己在暹邏曼谷皇宮教書的經歷。文章刊出後頗受讀者歡迎，其中一篇〈後宮的寵愛〉（“The Favorite of the Harem”），更被《紐約時報》（The New York Times）評論為「顯然是真實的東方愛情故事」。

在讀者的支持下，安娜開始將這些短文整理、編寫為回憶錄。1870 年，她出版了第一本著作《一個英國女教師在暹邏宮廷：曼谷皇宮六年回憶錄》（The English Governess at the Siamese Court: Recollections of Six Years in the Royal Palace at Bangkok）。書中主要描述她在暹邏宮廷內擔任英語教師的經歷，但可惜的是，書中並未清楚標示各段事件的具體年代。

回憶錄出版後旋即造成轟動。對當時的西方讀者而言，東方宮廷的秘辛、文化差異所引發的人際衝突，以及瑣碎卻真實的外交細節，具有難以抗拒的吸引力。這本書讓暹邏與拉瑪四世躍上國際文化舞台，使這個原本遙遠而陌生的東南亞國度，突然進入西方上流社會的想像之中。安娜的回憶錄，無疑功不可沒。

1872 至 1873 年間，名利雙收的安娜再出版續作《後宮韻事》（The Romance of the Harem）。這本書以更煽情的筆法，拼湊一則則後宮秘辛故事，讓讀者的想像空間得以無限延伸。在安娜筆下，原本被西方視為英明博學的拉瑪四世，從傳統的「聖王」（Dharma Raja），轉化為有血有肉、卻充滿缺陷的凡人。

書中雖肯定拉瑪四世的現代化改革，卻對他在傳統制度與權貴勢力間的妥協深感厭惡，甚至以白人至上的觀點，將他描寫成「可笑、殘酷、邪惡的人」（a ridiculous and cruel, wicked man），獨裁者、奴隸主、迫害女性的暴君。這些描述隨即引發社會有識之士的嚴厲批評。

虛構的歷史與真實的反彈

《後宮韻事》最大的問題，在於書中幾乎每一段故事內容，皆屬捏造或嚴重誇飾。史實中的拉瑪四世，不僅精通多國語言，數學與天文學素養亦獲當時世界頂尖學者所公認，絕非作品中所描繪的「未開化、需由西方女性指引的野蠻君主」。

安娜更聲稱，正是因為她向朱拉隆功王子講述《黑奴籲天錄》（Uncle Tom’s Cabin），才促成暹邏於四十年後、拉瑪五世統治期間廢除奴隸制度。事實上，廢奴構想早在拉瑪四世時期即已提出，只因保守派反對而暫時擱置。

最令泰國人難以接受的，則是書中描寫的「塔布亭（Tuptim）悲劇」。安娜筆下，塔布亭是一名被進貢給國王的緬甸少女，因愛上護送她的侍衛而雙雙遭國王殘酷處死。皇宮被描繪成設有地牢與秘密警察的人間地獄，而拉瑪四世則成了好色、罔顧人命、踐踏自由的殘暴奴隸主。

然而，這一悲劇純屬虛構。曼谷皇宮因防洪需求並無地下室，當時甚至尚未設立現代警察制度，更不可能存在秘密警察與地牢刑求。拉瑪四世受過完整教育，出家為僧長達二十七年，其理性與慈悲形象，與書中所描繪的暴行完全不符。學者研究指出，皇宮中確實曾有一位名為塔布亭的女子，但她是拉瑪五世的嬪妃之一，並非拉瑪四世的妃子。安娜在書中不僅混淆史實，也過度誇大自身影響力，將傳聞書寫為「事實」

流行文化的擴散與反擊

1897 年，安娜．李奧諾文斯與孫女安娜．費許（Anna Fyshe）在英國倫敦，恰逢拉瑪五世國事訪問英國。相隔三十年後，師生再次重逢。覲見時，拉瑪五世先感謝她當年的教誨，隨即話鋒一轉，質問道：

「妳為什麼要寫一本如此惡毒的書來詆毀我的父親蒙固國王？妳知道妳把他描繪得多麼荒唐可笑嗎？」

根據安娜．費許的回憶，安娜回答：「那全都是真相，蒙固確實是一個荒謬、殘忍、邪惡的人。」當時場面之尷尬，可想而知。

安娜．李奧諾文斯從 1888 年至 1893 年與女兒居住在德國的童話首都「卡塞爾」（Kassel），之後再與孫女一同遷居德國萊比錫，直至 1901 年。其間，安娜在萊比錫研習梵文與古典印度文學，逐漸成為一位東方學學者。

1901 年，安娜．李奧諾文斯離開歐洲，正式移居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婁市，並於當地大學任教，專門教授梵文，直至七十八歲才退休。1915 年，安娜．李奧諾文斯以八十三歲高齡於加拿大辭世。

晚年的安娜．李奧諾文斯

總結而言，安娜．李奧諾文斯在當時的西方社會中，被視為一位前往「野蠻國度」啟蒙文明的女性先驅；然而在泰國人的眼中，她卻是一名滿口謊言的騙子。安娜．李奧諾文斯的回憶錄，似乎隨著她的逝世而沉寂了一段時間。五十年間，幾乎乏人提起，書籍也少有人問津。據說當時的暹邏政府曾試圖收購所有已發行版本，並在國內嚴禁出版與流通，或許僅有美國與英國的國家或公共圖書館仍留存其收藏。

時間來到 1927 至 1937 年，旅居泰國南部洛坤府（Nakhon Si Thammarat）的美國長老教會（Presbyterian）傳教士夫人瑪格麗特．蘭登（Margaret Landon），在同事麥丹尼爾醫生（Dr. Edwin Bruce McDaniel，1873–1938）的推薦下，閱讀了他所收藏的《一個英國女教師在暹羅宮廷》的回憶錄，讀後愛不釋手。麥丹尼爾醫生亦收藏了第二本《後宮韻事》，瑪格麗特．蘭登讀後，對書中描寫的後宮秘辛感到震驚不已。

瑪格麗特．蘭登

1937 年，瑪格麗特．蘭登全家返回美國伊利諾州。回國後，她熱切地向友人推薦這兩本書，然而書籍早已絕版，也暫無出版社願意出資再版。瑪格麗特的大學前室友、同時也是閨密的妙麗．富勒小姐（Muriel Fuller）建議她，將兩本回憶錄中屬於自傳性質的內容抽取出來，改寫成符合現代閱讀習慣的小說形式，或許能讓更多讀者接觸這段故事。

瑪格麗特．蘭登隨即在芝加哥四處尋找《一個英國女教師在暹羅宮廷》與《後宮韻事》，卻發現兩書皆已絕版。幸而皇天不負有心人，1938 年 3 月 17 日，她陪同丈夫逛芝加哥的廉價書店時，竟在絕版書區找到《後宮韻事》，並以一美元購得。同年，她又在芝加哥著名的馬歇爾．菲爾德百貨公司（Marshall Field）五萬冊滯銷書拍賣區中，找到《一個英國女教師在暹羅宮廷》，僅以五美分購入。

取得這兩本回憶錄後，瑪格麗特開始蒐集更多關於安娜．李奧諾文斯的資料。由於回憶錄章節零散，事件年代未明，而安娜的公共史料本就有限，使得整理工作格外困難。1939 年，瑪格麗特．蘭登的丈夫肯特．蘭登，在伊利諾州艾文斯頓的一場教會聚餐中，結識多位牧師，其中一位教會學院院長摩爾博士（Dr. Gerald G. Moore）提及，其母親在愛爾蘭時曾認識安娜．李奧諾文斯。透過摩爾博士的引介，瑪格麗特得以與安娜的孫女安娜．費許（Anna Fyshe）會面，並取得大量第一手資料。翌年，1940 年，瑪格麗特．蘭登正式動筆寫作。

1944 年，瑪格麗特．蘭登的傳記性小說《安娜與暹邏王》終於出版，一上市便成為銷量突破百萬冊的暢銷書，並被翻譯成二十餘種語言行銷全球。沉寂七十年的零碎回憶錄，在蘭登的重構之下，主題變得清晰，情節前後呼應，人物形象亦趨於鮮明。原本簡單的《一個英國女教師在暹羅宮廷》，自此轉化為帶有強烈自傳色彩的《國王與我》。

流行文化的《國王與我》在全球大放異彩

1946 年，二十世紀福斯公司製片兼執行長達里爾．F．扎納克（Darryl F. Zanuck）讀完《安娜與暹邏王》後，立即購入電影版權，並於同年推出電影。影片由約翰．克倫威爾（John Cromwell）執導，愛琳．鄧（Irene Dunne）飾演安娜，雷克斯．哈里遜（Rex Harrison）飾演拉瑪四世。電影以小說為藍本，風格較為寫實嚴肅，上映後評價不俗，並在第十九屆奧斯卡金像獎中榮獲最佳攝影（黑白片）與最佳藝術指導（黑白片）兩項大獎。

1946 年電影《安娜與暹邏王》

1950 年，瑪格麗特．蘭登將音樂劇版權出售給美國百老匯著名的羅傑斯與漢默斯坦（Rodgers and Hammerstein）團隊，改編後即成為舉世聞名、歷久不衰的音樂劇《國王與我》（The King and I）。1951 年由葛楚德．勞倫斯（Gertrude Lawrence）與尤．伯連納（Yul Brynner）主演，在百老匯上演 1,246 場，幾乎場場滿座；於倫敦演出時亦獲得相同成功。該劇跨越半個多世紀，在全球各地持續演出，場次難以計數。

葛楚德．勞倫斯與尤．伯連納

1956 年，音樂劇再度改編為電影《國王與我》，仍由二十世紀福斯製作，尤．伯連納續演國王，安娜則由黛博拉．蔻兒（Deborah Kerr）飾演。該片口碑與票房雙收，在第 29 屆奧斯卡金像獎中獲得 9 項提名，並拿下 5 項大獎，其中尤．伯連納榮獲最佳男主角獎，奠定其好萊塢巨星地位。

1956 年電影《國王與我》

《國王與我》的流行文化版本眾多，跨越不同年代與媒介，成為百老匯音樂劇史上極為成功的案例，包括：

 • Anna and the King of Siam（1946）電影

 • The King and I（1951）百老匯音樂劇

 • The King and I（1956）電影音樂劇

 • Anna and the King（1972）電視影集

 • The King and I（1999）音樂動畫片（由米高．基頓配音）

 • Anna and the King（1999）真人電影（由周潤發與茱蒂．佛斯特主演）

周潤發與茱蒂．佛斯特

雖然名稱略有差異，但上述改編皆源自瑪格麗特．蘭登小說的核心內容。

《國王與我》在泰國的禁播、禁演風波

《國王與我》音樂劇的成功，讓泰國一度站上國際舞台的文化頂端，拉瑪四世與英國教師安娜，也成了全世界家喻戶曉的音樂劇人物。然而，所有《國王與我》及其後續改編作品，在泰國境內卻長期遭到禁演。

禁演或禁映的原因，在於泰國政府認為瑪格麗特．蘭登小說中充滿煽情的情節，與歷史事實嚴重不符，且對蒙固國王的刻畫極為失當，有嚴重醜化泰國君王神聖形象之嫌，尤其是對泰國現代化具有卓越貢獻的拉瑪四世蒙固國王。即使周潤發主演的電影版本試圖修正早期作品的醜化形象，仍被批評為「演得像個西部牛仔」，與拉瑪四世博學理性的形象大相逕庭，最終亦未能逃過禁映的命運。

《安娜與國王》遭禁，不僅因其虛構歷史情節，亦因觸及高度敏感的政治議題。小說內容嚴重扭曲史實，並過度誇大西方在暹邏現代化改革中的影響力；其中最難以容忍的，仍是對泰國國王神聖形象的冒犯。當尤．伯連納頂著大光頭，在舞台上以誇張滑稽、近似小丑的形象飾演受萬民景仰的國王時，對多數泰國人而言，簡直到了慘不忍睹、無地自容的地步。劇中刻意渲染拉瑪四世與安娜之間的感情曖昧，也使泰國社會對此類情節產生強烈排斥。

西方文化霸權與文化殖民的隱喻，其實早已存在於安娜．李奧諾文斯的兩本回憶錄之中，並為當時的暹邏當局所詬病。瑪格麗特．蘭登幾乎原封不動地將這些白人至上的觀點納入小說敘事，對泰民族的自信心與國際形象造成嚴重衝擊。

虛構的塔布亭（Tuptim）悲劇事件，更成為各個版本劇情衝突與對立的核心主軸。該情節將拉瑪四世描繪成一位施行君主獨裁、奴役女性、鉗制自由、好色濫殺的野蠻暴君。這種描寫不僅嚴重誤解泰國傳統的階級制度，也顯示出對拉瑪四世政治智慧的嚴重缺乏理解，將改革過程中與傳統封建勢力的妥協，簡化為「不文明」與「不正義」的象徵。

Rita Moreno 飾演塔布亭 Tuptim

曾任泰國總理的兩位政治人物，西尼．巴莫親王（M.R. Seni Pramot，1905—1997）及其弟克里．巴莫親王（M.R. Khuekrit Pramot，1911—1995），與瑪格麗特．蘭登之夫肯特．蘭登博士為舊識。二戰期間，三人曾在擔任駐美大使期間，共同參與並創辦抗日愛國的自由泰運動（Free Thai resistance movement）。

眼見《安娜與國王》的成功已對泰國國際形象造成嚴重影響，兩位親王為反駁小說、音樂劇及其衍生作品中對拉瑪四世的錯誤描述，於 1948 年聯手以英文撰寫《一位暹邏國王如是說》（A King of Siam Speaks）手稿。該書以第一手史料為基礎，蒐集國王的信件、官方文件與皇家公告，旨在呈現拉瑪四世真實的相貌與性格，特別是其現代化改革的努力，以及對西方世界的實際看法，與流行文化中被描繪為小丑式暴君的形象截然不同。手稿最初交由阿博特．勞．莫法特（Abbot Low Moffat，美國政治家，後任駐亞洲外交官）試圖透過其影響力為泰國正名，後來僅限於私人圈子流通，直至 1987 年，才由暹羅協會（Siam Society）正式出版。

綜合而言，《安娜與國王》與《國王與我》的內容，直接挑戰了泰民族的整體形象與尊嚴，當局遂以嚴格的法律審查與文化保護機制加以禁止，以降低其對泰國社會的影響。有趣的是，1985 年拉瑪九世皇后施麗吉訪問美國紐約期間，曾應尤．伯連納之邀，前往百老匯觀賞《國王與我》音樂劇，事件在泰國國內並未引起太大波瀾，僅由當時泰國駐美大使出面表示，泰國人民至今仍無法接受該劇將泰國人描繪為幼稚、且不如西方人的敘事方式。

總結

從《一個英國女教師的曼谷皇宮六年回憶錄》與《後宮韻事》開始，西方世界最早得以窺見一個十九世紀、正努力追求進步與現代化的封建國家。然而，安娜．李奧諾文斯在介紹暹邏文化與社會風貌的過程中，因嚴重的情節虛構與時代思想的侷限，最終引發文化衝突與誤解。隨著小說《安娜與暹邏國王》，以及音樂劇與電影《國王與我》的流行文化渲染，相關敘事進一步觸及泰國國家與民族的自信與尊嚴。為維護國家與君王的尊嚴，泰國選擇禁映其衍生的影像作品，卻未禁書；例如筆者所收藏的安娜回憶錄與蘭登小說，皆於 1999 年在曼谷亞洲書局（Asia Books）購得。

筆者收藏之《安娜與暹邏國王》《一位暹邏國王如是說》《孟買的安娜》等相關書籍

泰國雖以禁演、禁映《國王與我》來抵制流行文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，卻亦展現其包容的一面，只要非公開放映，屬於私人範圍內的娛樂並未遭到禁止。《國王與我》事件雖屬流行文化現象，對泰國而言，也逐漸成為一段可被回望、甚至被談論的歷史片段；隨著時間推移，那種曾經的恥辱感，也慢慢淡化，轉化為觀光客想像中的異國風景。

《漫思居談史》接下來，將繼續介紹拉達那哥欣王國第五任國王，拉瑪五世大帝，探討現代化進程的延續與阻礙，內容精采可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