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報導為《Taiwan Plus》節目主持人廖筱君專訪張玲琴內容之精簡整理。張玲琴，她是泰國臺灣會館現任主席、BDI科技學院的董事長，也是中華民國僑務委員。她從八歲移居泰國，在三種語言與三種文化之間長大；從臺大工商管理系畢業後返泰接班，在企業與教育的交會點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。她領導的 BDI 科技學院讓來自泰北、孤軍後裔以及弱勢家庭的孩子，透過建教合作與技能訓練走進臺灣、日本與泰國企業，薪資翻倍，人生翻轉。她將臺灣的技職教育模式帶入泰國，翻譯兩國制度，搭建企業與學校的橋樑，同時推動正體中文教育與文化交流。她說，這一切都是為了回應父親的期待，也是她身為「臺灣女兒」在泰國想做的事。

廖筱君：您的童年橫跨臺灣與泰國，語言與文化的轉換如何影響您的成長與後來的人生選擇？

張玲琴：我八歲時與父母和弟妹移居泰國，最先面對的就是語言。我進入泰國學校後覺得泰文非常難，但我下定決心一定要學好，很快便能流利溝通。後來國中轉入國際學校，又要全面改用英文，那又是一個新的震撼。那時我會中文、泰文、英文，但中文反而最弱，因為學校少用、家裡多講臺語。高中時我想去美國升學，但父親堅持身為臺灣人要把中文學好，再回來承接事業。我以僑生身分回到臺灣，考上臺大工商系，但要適應全中文授課真的很辛苦，老師多半是外省腔，我聽得吃力。但我告訴自己一定要在四年內把中文補起來，也把日文學好，因為未來接家業一定會用到。語言在我的生命裡是關鍵能力，只要目標清楚，就能跨過文化的牆，這在後來教育與企業的工作中幫助我非常大。

廖筱君：回到臺大後，語言與文化的衝擊是否形塑了您後來的價值觀？

張玲琴：剛回臺灣時，用國語表達真的很不順，我常常在中文、臺語、英文之間切換，只為了讓對方聽懂。這段經驗讓我深刻理解：語言越多，世界越大。也因此，後來我在推動企業與學校合作時，其實最常做的是「翻譯」——把企業的語言翻成教育端聽得懂的語言，把教育端的規範說成企業能接受的邏輯。兩者的思維、時間表、責任分工完全不同，沒有溝通就不可能合作。這也讓我越理解跨文化、跨領域的重要。雖然科技讓溝通變得更容易，我最近才發現 iPhone 有「對面翻譯」功能（笑），但真正讓制度運作起來的，還是人與人之間的耐心與信任。

廖筱君：BDI 科技學院是企業辦學的模式，當初的理念是什麼？

張玲琴：我們集團深耕汽機車零件製造，需要大量模具、機械、電機等技術人才，但泰國當時技職教育供給不足，企業只能自己訓練。父親長期觀察臺灣技職教育的成功，於是親自帶泰國教育官員和校長到臺灣參訪，包括明治高工、臺北工專、新埔工專等。大家一致認為臺灣的模式就是泰國最需要的。我們的學校成立五年後逐漸上軌，但建教合作因法規限制推不起來。父親過世後，本來沒有人願意接教育這塊，因為教育是投入最多、回收最慢的工作。但我在企業經營過程中越來越深刻體會：「人才是核心」。因此我決定接下來，把學校打造成企業能量的延伸，也讓弱勢孩子有翻轉人生的機會。

廖筱君：把臺灣技職模式帶進泰國，最難的是什麼？

張玲琴：最難的是「企業語言」與「教育語言」的落差。企業常覺得接學生是負擔；教育端則有學分與時數規定。兩邊的世界觀完全不同，很容易談不攏。我在兩者之間做的，就是不斷「翻譯」：把教育的語言說給企業聽，讓他們理解這是人才培育；也把企業的需求說給教育端聽，讓他們知道企業需要什麼人才。老師必須進企業學習，否則沒有素材教學生；家長也必須充分被說明，知道孩子是去實習，不是去打工。這整個過程需要大量的時間、耐心與信任，但如果雙方能認同「人才是共同目標」，合作就會慢慢開花。

廖筱君：面對技職學生的特性，您如何設計課程與校務制度？

張玲琴：我們的學生多半喜歡動手，也可能有校際衝突風險，因此我們把作息錯開，比一般學校晚一小時上課與放學，避免時段重疊。課程設計以「做中學」為核心；高職一年級做校內學習，二年級增加企業參訪與校內半實習場域，三年級進企業實習八個月。專科兩年採「週一至週五在企業，週六回校」的模式。這套制度已經做了八年：從最初只有三家公司接 15 名學生，到現在每年近 200 名，而且多半是全額獎學金。尤其會中文的學生需求非常高，因為臺商越來越需要「懂技術＋會中文」的人才。

廖筱君：企業願意持續投入的關鍵是什麼？

張玲琴：我們要求企業提供獎學金、住宿和生活津貼，讓學生能安心學習；企業則獲得穩定、可預期的人才來源，留任率也比較高。很多學生專科還沒畢業就升任組長；畢業後兩年服務期間，有人已經能買車、幫家裡還貸、支援弟妹教育。這是一個真正的雙贏，而且形成良性循環。

廖筱君：泰國官方從挑剔到肯定，轉折如何發生？

張玲琴：一開始主管機關確實非常嚴格，常因教室規格、實習時數等形式否決我們。轉折是泰國皇家科技大學的一位校長來臺參訪後，理解臺灣技職教育能從高職一路銜接到博士，而泰國多停在專科。他回國後主動把大學端與我們專科串成「一貫接軌」，推薦學生來我們企業實習，還授予我「榮譽博士」，認為我們做的比許多論文更有實績。之後教育部與政府單位也陸續前來觀摩，政府儲蓄銀行（GSB）旗下學校甚至邀我協助設計課程，代表他們真正看到臺灣模式的價值。

廖筱君：BDI 的學生就業與薪資表現如何？與臺灣或其他國家相比差異在哪？

張玲琴：泰國基本工資約 18,500 泰銖，不少年輕的大學畢業生起薪還不到這個數；技職無經驗大概 22,000。我們學生完成專科與實習後，通常有 30,000～40,000 的起薪；會中文的更高。泰國部分老師的起薪只有 18,000，相較之下我們的學生真的翻轉非常大。現在甚至有高分學生放棄科技大學獎學金，選擇來我們這裡就讀，因為看準臺灣與臺商帶來的高科技鏈結與建教合作機會。

廖筱君：僑委會在其中扮演什麼角色？

張玲琴：近年僑委會非常用心，鼓勵泰北孤軍後裔接受教育，也協助想回臺就學的學生。有些家庭不希望孩子遠行，也能先在我們學校就讀，畢業後進入泰國的臺商企業。我期待僑委會與臺商擴大合作，建立更多正當就業管道，也降低年輕人被詐騙集團以高薪誘惑的風險。臺灣在教育、制度與語言上的軟實力，其實是能真正協助泰國社會的。

廖筱君：您如何看待泰國、中國與臺灣在文化與產業上的力量差異？

張玲琴：中國以龐大的資源與低價策略大量進入泰國，衝擊非常大，連泰國本地中小企業也受到波及。我們不希望做硬碰硬的競爭，而是做臺灣最擅長的部分：文化、語言、制度與專業的軟實力。透過正體中文教育、文化活動、技術人才培育，讓泰國看到臺灣的品質與價值。尤其近年臺灣在泰投資回升至第 4 名，PCB、半導體以及高科技產業的進入，都讓泰國更看見臺灣的整體實力。

【張玲琴的內心話】

「我能站在今天這裡，最要感謝的人就是我的爸爸。」張玲琴談到獲得僑委會頒發「貢獻獎」的一刻，忍不住落淚。她回憶父親曾對她說：「阿玲啊，爸爸沒有念過大學，但如果妳能替爸爸讀這個大學，爸爸就覺得圓滿了。」父親告訴她：「妳能考上臺大，這是臺灣最好的大學，是第一把交椅。妳一定要加油，爸爸相信妳可以。」每次想起這段話，她的眼眶都會泛紅。她說，現在能把教育當作使命、把臺灣精神帶入泰國社會，就是給父親最好的交代。「希望爸爸在天之靈也能以我為榮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