拉瑪四世在未繼位前、仍為雲遊僧的時期，便長期與西方人士接觸與學習，親身感受到歐洲科技與文明的進步，也逐漸意識到西方勢力，尤其是英、法殖民主義對區域所構成的嚴重威脅。傳統上被視為強權的大清帝國，以及百年宿敵緬甸，先後遭英法武力擊敗，被迫簽署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。這一連串的歷史衝擊，深刻影響了拉瑪四世對世界局勢的判斷。

繼位後的拉瑪四世，致力推動國政與宗教改革，並始終未曾忽視西方文化與武力對暹邏所帶來的衝擊。為了向外界證明暹羅並非一個「野蠻」國家，他主張暹羅必須全面西化，以爭取西方列強的尊重，並藉此維繫國家的生存空間。

從皇室的西化教育到國家制度的改革

1862年，新加坡富豪兼政治人物、同時也是日本、暹邏與俄羅斯駐新加坡領事的陳金鐘，向拉瑪四世推薦了一位在新加坡教授英軍眷屬的家庭教師。這位家庭教師，正是後來因百老匯音樂劇《國王與我》而廣為人知的安娜．列奧諾溫斯（Anna Harriette Leonowens）。

拉瑪四世聘請安娜．列奧諾溫斯，擔任王子與后妃們的教師，目的在於讓皇室子女接受現代化的西方教育。當時暹邏國家高級行政體系，多由皇子或皇族成員出任，培養這批未來推動國家現代化的核心菁英，遂成為拉瑪四世改革計畫中的首要任務。後來也證實，安娜對拉瑪四世時期的外交思維與對西方世界的理解，確實產生了一定影響。

拉瑪四世的西化政策，同樣涵蓋行政體系的改革。1855年4月18日，暹羅與英國簽訂《寶寧條約》（Bowring Treaty），條約中詳列貿易規則與制度，並為暹邏建立一套近代化的進出口體系，使國際貿易得以自由化。隨後，美國亦於1856年以該條約為範本，與暹邏簽訂《美暹親善、商貿及航海條約》（Treaty of Amity and Commerce）。

這些表面上看似不平等的條約，實際上加速了暹邏整體西化的進程。條約允許外國在曼谷設立領事館，開放暹羅市場，形塑多邊貿易在東南亞得以自由運作的架構；暹邏方面，則著手建立與西方接軌的制度與貿易規範，逐步結束傳統閉關鎖國的外交與單向貿易模式。

在經濟制度方面，暹邏亦進行重要改革，廢除長期使用的金銀與貝殼貨幣，改採西方式紙幣制度。紙幣的製作與發行由皇室掌控，藉此確立政府在國際金融上的信用基礎。紙幣制度的推行，不僅便利海外貿易，也促進首都曼谷在東南亞區域經濟中的發展與繁榮，使暹羅在列強瓜分亞洲的時代背景下，得以維持獨立，並逐步融入國際貿易體系。

制度改革亦帶動文化革新。拉瑪四世要求貴族穿著西式服裝，革除被視為不文明的舊習，以展現暹羅「非野蠻」的國家形象。例如改善債奴制度、提升婦女地位，並調整受勳與覲見儀式。雖然傳統的伏地跪拜（prostration）仍然保留，但在文化改革的原則下，外國使節得以依西方禮儀站立或鞠躬，不必行跪拜禮。這些改革雖屢遭保守勢力阻撓，卻為後續拉瑪五世更全面的制度改革，奠定了思想與制度基礎。

另一方面，拉瑪四世亦派遣使節前往歐洲，覲見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，積極與歐洲各國皇室建立外交關係。暹邏正式終結與中國的朝貢體系，全面實踐其作為一個獨立、主權自主國家的定位，不再自居為中國的藩屬。拉瑪四世的外交路線，因而獲得歐洲列強的尊重，使暹邏避免重蹈大清帝國受辱的歷史。

西化、宗教改革與科學應用

拉瑪四世的宗教改革，同樣是暹邏西化進程中的一環。佛教改革的核心，在於破除迷信與整頓僧團的怠惰風氣。他引進西方宗教組織的管理方式，提升僧團的紀律與秩序，並將天文、地理、邏輯、數學與醫學等西方科學知識，融入佛學研究之中，推動佛教教義的現代化。

透過這些改革，佛教不再僅被視為信仰體系，而逐步建立起理性宗教的形象，提升其學術地位，也因此獲得西方世界的尊重與肯定。宗教改革的現代化過程，同時強化了暹邏的國家認同。拉瑪四世原為著名高僧，繼位後，佛教自然成為「國王的宗教」，並進一步凝聚為國家共同的精神核心。

拉瑪四世本人亦精通西方天文學，並以科學知識挑戰帶有濃厚神話色彩的傳統宇宙觀。他親自計算並準確預測，暹邏將於1868年8月18日發生日全蝕，並邀請英國駐新加坡總督及法國科學家，前往暹羅南部共同觀測。其預測的日全蝕地點與持續時間，與實際觀測結果完全吻合。這次成功，使他在西方天文界被尊稱為「暹羅王的日蝕」（King of Siam’s Eclipse），也確立了暹邏國王作為現代化君主的形象。

拉瑪四世的改革，並非對暹邏傳統的全面否定，而是將傳統引入西方思想加以強化，使暹羅在多個層面，尤其在科學領域，能與西方世界對等交流。他以務實態度結合傳統與現代，提升國家實力以求獨立存續，其策略成為後世泰國國家現代化的重要起點。

逝世與王位的傳承

拉瑪四世在觀測日蝕後，不幸與其子朱拉隆功王子一同感染瘧疾。返抵曼谷後病情惡化，終於1868年10月1日，在其64歲生日當天辭世。臨終前，他在病榻上以巴利文寫下遺言，平靜離世。

當時朱拉隆功王子年僅十四歲，尚未成年，無法即位；而其親叔父、副王賓告亦已於1866年1月7日去世，朝中一時無適格繼承人。經各方協商，最終由朝中權勢最盛的大臣昭披耶．西．素里亞翁（Chao Phraya Si Suriyawongse）出任攝政王，代行國政，直至1873年朱拉隆功成年並舉行第二次加冕典禮為止。繼位的朱拉隆功王子，即為後來的拉瑪五世大帝。

《漫思居談史》接下來，將繼續介紹拉達那哥欣王國第四任國王拉瑪四世的外篇，並探討影視作品《國王與我》與泰國文化之間的影響，內容精采可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