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台泰時報曼谷電）在泰國社會，警察向來被視為是高度制度化、也最貼近國家權力核心的角色之一。對多數民眾而言，警察體系既象徵秩序與強制力，也長期承載著關於權力運作、貪腐結構與責任邊界的複雜爭議。在這樣的集體認知下，警察往往被視為體制的執行者，而非質疑體制的人。

然而，考察泰國近代政治與警政史中，確實仍存在著少數難以被歸類的例外。他們即便不再身居高位，卻始終無法被忽視；他們的存在，本身即是一種對體制的提問。出身警界、曾擔任皇家泰國警察總監的退役警察上將 Sereepisuth Temeeyaves（泰文：เสรีพิศุทธ์ เตมียเวส），正是其中最難被放入既有政治框架的一位。

卸下制服後，他沒有選擇進入企業體系、擔任顧問，或逐步淡出公共視野，而是反向走進政治場域，成為泰國體制內少數長期對權力結構提出質疑的政治人物之一。對台灣讀者而言，他的經歷不僅是一段泰國政治的個人敘事，更是一名長年站在執法核心的人，如何在制度邊界上作出選擇的現實樣本。正是在這樣的脈絡下，透過台灣會館副主席王載麟的引介，《台泰時報》得以就警政治理、制度改革與政治選擇等議題，對這位長期站在體制邊界的人物，進行一次完整而深入的訪談。以下就是這次專訪的整理：

看見「國家失敗」的那一刻：走出警察體制的轉折

談及從警界轉入政治的起點，Sereepisuth 並未以個人榮辱或職涯規劃作答，而是反覆提到一個關鍵時刻，「第一次清楚意識到國家正在失敗」。

他坦言，警察體系能處理的，往往只是問題的結果，而非根源。即便身處體制高層，他愈發清楚，許多社會亂象並非執法鬆散所致，而是政治決策失能、制度被利益結構綁架的後果。當警察體系無法再承擔改革期待，他選擇離開原本最熟悉的位置，嘗試從政治層級回應問題。

在旁人看來，退休後轉入政治並非多數警界前輩的選項，但他對此看得直接：「如果什麼都不做，反而會更快耗盡。」對他而言，持續行動既是一種責任，也是一種生命狀態。

泰國參選的現實：沒有黨機器，就沒有戰場

在正式成立政黨前，Sereepisuth 曾以個人名義投入大型地方選舉。這段經歷，讓他對泰國選舉政治有了更殘酷的認識。他直言，沒有政黨機器與資金支撐的候選人，只能逐區拜票、逐點說服，一天往往只能跑一個地方；相對之下，大型政黨透過既有系統，一天便能鋪排數十個選區的資源與人力。最終，他在該場選舉中僅名列第三，前兩名皆由泰國主要政黨拿下。這場敗選，並未讓他退卻，反而促使他確信：若不建立組織力量，改革將永遠停留在口號層次。

2019 年，Sereepisuth 正式成立政黨並投入國會選舉，首次參選即取得十席立法席次。在泰國多黨政治結構中，這樣的結果被視為相當亮眼，也讓他成為組閣過程中的關鍵少數。多方勢力隨即展開接觸，希望拉攏他加入執政陣營。談判桌上，出現了包括副總理職位、警政體系主責權限，乃至高額政治資源的條件。但他最終選擇全數拒絕。理由並不複雜。他認為當時的政權並非透過正當民主程序產生，若在此情況下進入體制核心，等同替不正當權力背書。

拒絕加入政府後，Sereepisuth 迅速成為國會中最具對抗性的在野監督者之一。他的作風簡單而直接，只要發現違法，就提告，不論對象是部會首長或前後任總理。這樣的行事風格，為他累積支持者的同時，也讓他付出政治孤立的代價。隨著選制在 2023 年調整、投票制度更趨複雜，選後結果歷經長時間反覆計算與爭議，他所屬政黨的國會席次最終大幅縮減至僅剩一席。地方支持者與候選人也在現實考量下陸續流失，原本遍布各地的布局，縮減至約二十一個選區。

改革作為畢生志業

即便政治現實屢屢碰壁，Sereepisuth 對改革的排序始終明確。他將警察改革列為第一優先。原因不是抽象理想，而是可行性—，警政系統是他最熟悉的領域，只要制度與命令到位，就能立即產生改變。他認為，若警察體系能回到專業與紀律軌道，詐騙、貪腐與基層治安問題不應如此失控。

第二順位是教育。他主張國家至少必須確實落實十二年教育責任，同時發展多元職業教育，而非只以大學升學作為唯一出口。他也直言，教育資源長期遭政治人物挪用，從學生的午餐、牛奶到校園運動空間，品質全面下滑。

第三是醫療。基層民眾凌晨排隊看診、一整天耗在醫院的現象，在他看來不該成為常態。他主張將醫療設備與專業人力下放至各省區，避免重病患者被迫全部湧入曼谷。

談到台灣政治，Sereepisuth 認為兩國文化相近，但關鍵差異在於制度韌性。他指出，台灣即使政治對立激烈，仍能在體制內修正、前進；相對之下，泰國政治長期被金錢與利益設計成「通行證」，選舉幾乎等同資本競賽。

他不諱言，要打破這種結構，必須從國會法制面動手，但在現實條件下，大黨並無誘因推動真正限制自身的改革。

仍然站在場內的人

在多數人選擇沉默、妥協，或逐步退場的政治環境中，Sereepisuth 仍選擇留在場內。他並不對勝敗作出承諾，也不預設改革必然成功，而是反覆回到一個最根本的問題：當制度出現偏差時，是否仍有人願意承認問題的存在，並為指出問題承擔後果。

這樣的選擇，未必帶來權力，也未必換得掌聲，甚至可能導向孤立與失敗；但正是在這些不確定性之中，一個政治體制是否仍保有自我修正的可能，才得以被檢驗。對他而言，政治從來不是必勝的算計，而是一場漫長、耗損、卻不能缺席的制度之戰。留下來的人，不一定改變歷史，卻讓制度仍保有被質問的空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