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台泰時報曼谷電) 由《Tai–Thai Times 台泰時報》主辦的首場Times to Change科技論壇，聚焦人工智慧（AI）與無人機（UAV）帶動的產業轉變與治理挑戰。Greenberg Traurig 資深合夥人、長期活躍於國際科技法規第一線的律師呂家鋒，透過預錄視訊與論壇主持人駐泰代表處董思齊公使對談，從全球科技競爭出發，深入解析供應鏈科技安全、地緣政治去風險化，以及台灣與泰國在新一輪科技秩序中的角色。

呂家鋒指出，AI 正快速改變無人機的發展路徑，使其由受控工具邁向高度自主的系統，不僅推動市場快速擴張，也同步拉高合規、治理與供應鏈安全的重要性。他強調，在去風險化已成為主流的國際環境下，合規不再只是企業營運的成本考量，而是能否進入關鍵市場、取得跨國合作信任的必要條件。未來 AI 與無人機產業的競爭，將不只比拚技術能力，更取決於企業是否具備回應國際法規、供應鏈審查與科技安全要求的整體能力。

董思齊公使和呂家鋒律師的短講訪談全文如下：

董思齊：呂律師好，請您先跟在曼谷現場的觀眾朋友們打聲招呼。

呂家鋒：大家好，謝謝思齊給我今天這樣的機會，能夠跟曼谷的各位先進一起來討論最新的趨勢。

董思齊：首先我想請律師先從大的國際視野談起。您長期觀察全球科技競爭的變化，想請您從國際第一線的觀察出發，您認為 AI 與無人機的全球競爭正朝哪個方向前進呢？

呂家鋒：我想人工智慧正在重新定義無人機。因為 AI 讓無人機從過去以遙控為主的載具，逐步走向高度自主，並且使整個產業進入全新的競爭階段。這背後，其實有幾個非常關鍵的技術推動力量。

第一個是邊緣運算。邊緣 AI 的核心價值，在於即使在斷網或通訊不穩的環境下，無人機仍能即時進行推論、目標識別與路徑規劃。這對於高風險任務或偏遠場域來說非常重要。更關鍵的是，現在很多商用無人機平台，必須採用符合美國《國防授權法案》（NDAA）的邊緣 AI 解決方案，才能提供真正的任務自主能力。

如果看一些具體案例，像 Sideline Intelligence、Netronics 等公司，提供的就是這類邊緣 AI 解決方案，能支援從複雜軍事任務到商用監測任務，確保資料處理與決策能在機體上即時完成。邊緣 AI，可以說是讓無人機真正「自主」的技術核心。

第二個重要方向是群體智能。AI 讓無人機可以進行多機協同與去中心化控制，這在軍事與商業應用上都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。低成本、可消耗的 AI 無人機，已經在烏克蘭等戰場中改變了國防策略，這是一種典型的非對稱作戰模式。未來的競爭，不再只是比誰的設備最昂貴，而是智慧與數量的結合。

第三個是 Agentic UAV。這類無人機結合大型語言模型與多重感測器，具備從感知、推理、決策到行動的完整自主能力。簡單來說，它就像一個具備基本智能的代理人，能夠自行理解環境、制定策略並執行任務，大幅降低對人為持續介入的需求。

整體而言，AI 與無人機的結合，正推動市場快速成長。UAV 加上資料的市場，預計在 2032 年前將超過 264 億美元。但在享受成長紅利的同時，我們也必須正視地緣政治與科技安全所帶來的高牆。

董思齊：如果從科技安全與供應鏈的視角切入，您認為 AI 與無人機在哪些領域最需要跨國協作？而台灣在國際鏈結中，最有機會扮演什麼角色？

呂家鋒：現在的世界，和二、三十年前談全球化的時代已經非常不同。我們現在進入的，不一定是去全球化，而是去風險化。在這樣的環境下，安全成為國際經貿非常核心的支柱。

換句話說，如果今天要在國際科技與貿易體系中生存與發展，安全本身就是進入這個遊戲的入場券。

對台灣來說，我們必須把自己打造成一個可信賴的核心引擎。這個「可信賴」，不只是商業上的準確與可預期，更重要的是整體商業模式是否能夠支持去風險化。

台灣其實具備三個很關鍵的優勢。第一，我們是人工智慧算力的重要提供者，能供應高效能、低功耗的 AI 晶片；第二，台灣是可信賴的製造夥伴，擁有成熟的資安規範與穩定的製造良率；第三，我們具備很強的系統整合能力，能夠把感測器、光學鏡頭與通訊模組進行高品質的整合

因此，中期策略的重點，在於飛行供應鏈的去風險化。這包括系統性移除高風險零組件，特別是通訊模組、飛控系統與馬達，同時加強跨國在資安與抗干擾技術上的研發合作，並確保稀土與電池等關鍵動力元件的安全掌握。

董思齊：在這樣的背景下，法規與治理似乎變得格外重要。近年來，美國、歐盟、日本、韓國都陸續建立新的 AI 與無人機治理框架，您認為台灣與泰國未來最需要注意哪些趨勢？

呂家鋒：現在的商業環境，和過去最大的不同在於，合規本身已經成為競爭力。過去很多企業是先做再說，但在高度管制與去風險化的世界裡，能不能有效建立合規體系，會直接決定你能不能進入市場。

美國與歐洲正在快速強化晶片與先進科技的出口審查制度，並且把 AI 視為國力的新支柱。這意味著，海外科技企業若要進入美國市場，必須調整自己的商業模式，符合其法規與治理架構。

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台灣企業可以善用在東南亞，特別是泰國的供應鏈布局，以台灣作為「大腦」，在合規條件下進行研發與設計，再結合東協市場的量產與場域優勢，加速商品化進程。

董思齊：從台灣與東協、特別是泰國的角度來看，您認為這樣的國際科技政策變化，會帶來哪些機會與挑戰？

呂家鋒：在美國推動友岸外包與有岸外包的政策架構下，台灣與泰國其實具備高度互補性。我們可以透過「台灣＋1」的模式，由台灣負責高階研發與核心零組件，泰國與其他東協國家負責量產、測試與實際應用。

這樣的合作模式，可以讓 AI 與無人機產品快速落地於智慧城市、農業、物流、救災與環境監測等多元場景。

當然，挑戰仍然存在，包括如何避免中國零組件而觸發歐美制裁、如何面對地緣政治選邊壓力，以及高階 AI UAV 系統整合人才的不足。但如果能夠深化產業對話，建立符合國際高標準的 UAV 生態系，就有機會把這些風險轉化為區域合作的紅利。

董思齊：今天非常謝謝呂律師帶來第一線的觀察與專業分析，也期待未來能有更多交流的機會。

呂家鋒：謝謝思齊，也謝謝大家，期待未來再與大家見面。